第七届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研讨会综述

文章来源:    发表时间:2013-07-15    点击次数:0    [打印本页]  [关闭本页]

2013年6月28日~30日,由香港浸会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和医学与哲学杂志社联合主办的“第七届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研讨会”在大连召开。“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研讨会”于2007年始建,前六次皆是在香港举办,本次是第一次移至内地。香港城市大学范瑞平教授,香港浸会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罗秉祥、副主任陈强立、张颖教授,大连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周万春、副书记宫福清、党委常委佟春光教授,《医学与哲学》杂志主编杜治政、常务副主编赵明杰教授和海内外近百位专家学者参会。会议集中探讨了家庭在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实践和医疗保健中的作用,并分别从家庭伦理、医疗保健制度改革和传统伦理三个专题就医疗决策中的家庭主义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医疗保健制度改革中的儒家正义观与公正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地探讨。

会议开幕式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医学哲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大连医科大学杂志社社长、《医学与哲学》杂志常务副主编赵明杰教授主持。周万春书记在致辞中首先代表大连医科大学向与会代表的莅临表示欢迎,并指出应在探索西方生命伦理学理论和应用原则的同时,积极探讨建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中国生命伦理学学科体系,这对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解决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现存的问题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杜治政主编代表《医学与哲学》杂志肯定并感谢了香港浸会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与香港城市大学范瑞平教授多年来对发展我国生命伦理学学科体系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为内地学者搭建的良好学术平台,并表示《医学与哲学》杂志也将一如既往地为医学人文学者和临床工作者及广大读者服务,多方位、多视角地开展学术交流。罗秉祥教授在致辞中代表香港浸会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高度肯定和感谢了《医学与哲学》杂志对此次会议的支持和精心的组织,并简要介绍了中心的工作和提出“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理念的初衷。 

1.学贯中西:家庭观基础上的机会平等与家庭共决

会议期间,范瑞平教授首先以“恩格尔哈特论平等机会、医疗保健及家庭”为题,做了主题发言,简述了恩格尔哈特对现代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诺曼•丹尼尔斯(Norman Daniels)平等观的批判。指出了诺曼•丹尼尔斯基于罗尔斯主张的机会平等观所制定的医疗政策,在实际应用中存在道德、人际关系和政治上的三大风险,并具体举例分析了这种基于个人主义、国家主义的平等观,给家庭带来的侵蚀及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探讨了不同家庭观对医疗保健的作用,并提倡建立在合理家庭观基础上的机会平等。他特别指出,今天的中国在争取医疗机会公平的过程中应小心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恩格尔哈特所批评的那种西方、特别是美国所推崇的个人主义或国家主义的、脱离家庭的机会平等,并强调恩格尔哈特的告诫既是超前的也是非常紧要的。

接着,罗秉祥教授以家庭作为弱势人群的首重保障的视角,从儒家伦理出发,提出并分析了“家庭共决”的模式在医疗实践中的应用。他认为不同于西方强调个体主权的个人主义,儒家的人生观以家庭为中心,人不是孤立的人,而是包括了家庭的扩大自我。家庭共决的模式可以充分发挥家庭的功能,特别是在保护家庭中弱势成员利益方面表现出先天的优势。此外,罗教授结合香港医管局伦理委员会发布的《医管局对维持末期病人生命治疗的指引》、国际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尊重“人的脆弱性”与“人的健全性”报告》论证和分析了家庭共决在具体实践中的应用以及其他价值体系中的相近概念。最后指出,近些年西方越来越关注儒家伦理思想,反观中国国内的伦理学者却有着“亲西疏儒”的趋势,建议学界今后应着眼中国实际,充分考虑中国的文化背景,从问题出发,推动我国生命伦理学和医疗事业的发展。

杜治政教授从主编《中华医学百科全书•医学伦理学分卷》的工作实际出发,就书稿写作和统稿中遇到的问题向与会者进行了交流,并指出此次百科全书的编写映射出了当前我国医学伦理学在基本概念、原则和理论基础以及与临床实践结合等方面研究的不足,建议应从中西比较、多学科交叉的全方位视角夯实医学伦理学研究。

2.家庭伦理:自主、家庭与知情同意

如何看待儒家的家庭本位思想和家庭伦理在现代临床医疗决策,特别是与西方自主思想为基础建立的知情同意原则的关系,是中国生命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与会期间,很多学者分别从知情同意的实证研究、临床医疗决策和相关技术应用角度,就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大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孔祥金教授通过对两组病人知情同意的实证数据分析指出,中国临床医疗决策中表现出明显的家庭主义特征,而目前中国涉医法律法规对知情同意对象的界定也渗透出儒家家庭本位的思想,认为在中国建立体现儒家家庭本位的知情同意伦理观,是有充分的社会文化基础的。香港城市大学赵文清博士对比了中国与西方知情同意中家庭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不同立场,指出西方以个人为基础的临床知情同意制度,未必有利于维护病人利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作为社会结构基础的家庭关系的发展和建立;她进一步通过对四位临床医生的访谈研究,指出了现行知情同意在医疗制度上的混乱,并论证了把家人纳入知情同意的视阈之中,是适应中国当下文化需要,更有深刻意义的伦理考量。接着,河北医科大学边林教授通过对目前中国医疗机构实施的《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的伦理审视指出,其中若干条例的规定表现出了极为明显的医疗个人主义倾向,与中国社会深厚的家庭伦理传统以及当代社会现实存在明显矛盾,与现行的多个医疗卫生法规也有失统一性。建议在中国社会的医疗实践中知情同意及其签署主体等具体问题的设计与解决中,个人利益必须以医疗家庭主义的伦理传统为轴心和基础,并应贯穿于与这一传统协调一致的法律法规中。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王珏讲师以“家庭与自主:论儒家视野下的共同医疗决策”为题,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了西方的自主原则及其模式的困难与不足,指出西方的个人自主模式的知情同意将病人当作原子式孤立的个体,反而削弱而不是增强了病人自主选择的能力。因此,应在关系范畴中重构自主概念,提出并论证了以家庭自主为基础、以和谐为导向的共同医疗决策的可能性。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徐汉辉硕士,也以儒家家庭本位思想论证了家庭共同决定具有在临床决策中能保障个人权利、维护个人利益,尊重家庭决定,有利于营造和谐的家庭关系的重要作用。此外,南京农业大学成琳硕士还从传统儒学家庭观出发,具体就家庭伦理对赠卵助孕等辅助生殖技术应用中表现出的现代张力进行了探讨。

3.医疗保健制度改革:家庭、共善与公正

本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论述中国传统伦理在当代中国医疗保健制度改革及建设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在研究现代西方生命伦理和建设中国保健制度过程中既设法帮助弱势社群又注意克服由极端个人权利所导致的福利主义、平均主义及其医疗资源的不可持续性等问题。此部分的专题发言中,与会者主要集中就共善与公益、儒家正义观与公正等问题结合中国的医疗储蓄账户等医疗保障体制进行了深入交流。

香港浸会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陈强立教授以“医疗与人类脆弱性:儒家视域”为题详细探讨了“脆弱性”(vulnerability)及“脆弱群体” (the vulnerable)的概念,并逐一分析了儿童、妇女、智障及身体残障人士、老人等群体的脆弱根源,接着从儒家视域结合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2005年通过的《世界生命伦理及人权宣言》相关条款的分析,探讨了对“脆弱群体”的特殊道德义务问题。张颖教授从共善(common good)和公益(public good)的概念区分入手,就医疗保健是否属于公共产品,能否将其看作商品,以及医疗保健属于何种权利三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尽管当前在西方很多人将医疗保健视作一种人权,但张颖教授认为医疗保健是一种宣称的权利、是有责任承担的权利,并指出由政府完全承担的医疗保健制度是一种“听起来美好却无法实现”的制度。在此基础上,她提出了共善的理念对改革医疗保健制度的重要性,是对极端个人主义的反思和批判,而儒家对共善的见解相对于西方更具特点和长处,应予以重视和深入研究。

山东大学医学院曹永福教授、王云岭讲师分别从医疗保障的代际公平视角提出基于爱有差等的儒家伦理建立家庭医疗储蓄账户的意义,以及以家庭账户制度代替个人账户与统筹账户相结合的模式,因家庭账户资金完全归家庭所有,疾病风险完全由家庭承担,可以避免各种对免费、折价医疗或过度医疗的冲动从而减少道德风险。山东大学人文医学研究中心郑林娟讲师则以“个人、家庭、政府与健康责任的关系研究”为题,通过对四种典型医疗保健制度的考察,指出健康责任完全由政府承担是不可行的,而是应该强制设立家庭医疗储蓄账户,最终由个人、家庭和政府共同承担医疗责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张舜清副教授通过对儒家正义观的梳理,指出儒家以天道性命的逻辑关系为起点,具有仁、礼、义三维一体的伦理结构特征的正义观,对研究当代医疗公正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权麟春副教授则进一步从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贵义重利”等兼爱思想中的平等观,提出只有把保健服务的重点放在健康而不是疾病、放在人群而不是个体,才能走出当代医学的困境。北京垂杨柳医院杨国利副主任医师从儒学视角对当代中国医保政策进行了批判性反思,通过对比中西文化中基础与标准、个体性与社会性、家庭观、权力文化与特权文化,认为以“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等思想为依托的儒学思想更具普适性。

4.融通古今:传统伦理与中国生命伦理学

如何应对古今之变、怎样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和科学发展的重要议题,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并于80年代引入我国的生命伦理学的发展也同样不可回避对上述问题的思考。传统的伦理思想对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应发挥哪些作用,如何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医疗实践的影响,成为此次会议的又一个焦点。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迟学芳博士以“为生命立言”为核心,较为广泛地论述了生命道德哲学的世界观、价值观、权利观、利益观,认为倡导地球生命秩序与人的文化秩序协同进化的伦理,具有更深的生命伦理学意义。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程国斌讲师则从中国古代医学的知识论出发,梳理了古代医学与儒学之间由之前的圆融一体到宋代的援儒入医对医学知识内部的统一造成割裂的发展历程,进而对中国传统医学、医学生活和医学伦理学进行了解析。湖南中医药大学张艳婉讲师论述了儒家身心观中“心”对“身”主导、“身”与“心”一体的核心精神,对改善当前医疗实践和丰富中国生命伦理学的思想资源提供了深层的潜力。此外,湖北蕲春李时珍文化研究会周彭研究员还从中医哲学思想探究了医廉文化的内涵。《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编辑部主任李恩昌教授论述了儒家的“大同”、“小康”思想对当前医疗保健发展中充分发挥家庭、个人的积极性,使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达到适应社会承受力和提高劳动积极性的合理平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5.学术企盼:百家争鸣

无论是从参会者的数量、研究领域的广度还是从议题探讨的深度看,此次会议都可谓是一次圆满且成果丰硕的会议。在会议小结上,罗秉祥教授、范瑞平教授和赵明杰教授均对会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首先,罗秉祥教授对本次会议中论文之丰富、参与者之踊跃及会议举办之严谨感到非常满意和感谢。同时也针对研讨中的问题,提出三点建议:第一,本次会议是“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应着眼于“中国”二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应百家争鸣,不应过于集中于儒家学说;第二,对于本次会议多次提到的“家庭主义”概念应用存疑,主义意味着一个完整的体系,但至今“家庭主义”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对该概念的应用应慎重;第三,建构中国的生命伦理学并非排斥西方生命伦理学,而应做到“古今价值的融通,中西思想的对话”。罗教授借用胡适的“多谈一点问题,少谈一点主义”提出在今后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时应更侧重于“问题”。在最后罗教授提出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是一个长期的努力,希望与内地同道共同努力与合作。接着,范瑞平教授也提出,生命伦理学作为交叉学科,其中涉及现代西方哲学和伦理学、古典中国哲学和伦理学及现代生物医学知识,需要长期的研究,不应浮躁;并强调“构建中国生命伦理学”是一个非常谦卑的提议,非傲慢的结论,希望学界在今后的研究中能为探讨构建中国生命伦理学体系提供多维视角。最后,赵明杰教授总结了本次会议的成功之处,对本会的内容丰富、气氛活跃、水平提高感到欣慰,并对参会各方表示了真挚的感谢。针对本次会议,赵教授指出在未来的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应注意四点问题:第一要厘清理念与实践层面的问题。将理念与实践拿到一个层面上讨论,会面临不对等的问题,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视角需要不同的研究路径,要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正确的研究路径,这关系到研究方向和结果的正确性。第二是关于观点的问题,是历史的看还是从点上看?应对某个具体问题,不应在一个点上急于下结论,要用发展的眼光历史的看。第三是关于伦理学的责任问题。中国医改谈论的其实就是公平公正的问题,这是一个伦理问题。但目前伦理学在其中的发声很少。中国的生命伦理学应多研究些现实和问题,真正地去解决问题、做些实事,这是伦理学应尽的责任。第四是学术讨论应该百家争鸣,而非一家独言。真理越辩越明,建议未来的学术交流应将更多的时间留给讨论,鼓励学术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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